寿山石的印章形制及石雕款识

印章形制

    寿山石印章有四方章、立字章、扁方章、引首章、椭圆章（“鸭蛋章”）、圆形章和随形章（天然章或自然章）等，其中以四方章最为常见和应用广泛。

    印钮形制繁多，技艺精湛，闻名中外。大致可以分为七类：

    ①古兽类，俗称“兽头”，在寿山石石章的钮饰中占主要地位。艺术造型甚多，其中以古狮、螭虎最为常见。其他还有龙、凤、鳌、蛟、熊等。

    ②动物类，指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常见的野兽、家畜，如龟、蛇、虎、象、熊、豹等，以及用十二生肖为题材的“生肖钮”。

    ③翎毛类，如鸡、鸭、鹅、鹰、鹤、喜鹊等。

    ④鱼虫类，如鲤鱼、金鱼、螃蟹、蝉等。

    ⑤人物类，多以仙佛形象为主，如弥勒、罗汉、寿星、八仙等。也可以人兽结合，如伏兽罗汉、刘海戏蟾等。

    ⑥花果类，如牡丹、玉兰、荷莲、菊花、水仙、梅花、桃子、南瓜、佛手、石榴、葡萄等。

    ⑦博古图案类，平顶印章多刻博古图案钮，如夔龙、夔凤等，其技法为浮雕、阴刻、麻花（即“线刻”）三种。另外，还有钟鼎彝器、古钱、瓦当、斗台、寿字、亭如楼阁等钮饰。

    印台有平台、覆斗台、坛台、天然台等四种。平台寿山石印章又有刻边与不刻边之分。“刻边”就是在台下的四周施加阴刻或浮雕的纹饰，如夔龙、蟠龙纹、凤纹、鸟纹、兽纹、云纹雷纹等，多仿效古代青铜器上的图案。印面一般不加装饰。但在近代也有人在其上加刻薄意、浮雕或阴刻花纹、文字（俗称“麻花”）等。

    有道是：深山之灵石，巧匠有所钟。自古人皆爱，只因其趣浓。

 

石雕款识

    “款识”又叫“落款”或“题款”。就字面来说，“款”和“识”还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内容。什么叫“款”呢？就是作品完成后，签署上作者姓名、字号、地点、时间或施印，也就是盖上的印章。“识”指的是，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可以是心得抒发，也可以赋以诗词，它属于“识”。

    “款识”艺术并不是寿山石雕文化的创造，它是受到书画的影响并从中“移植”过来的，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如清朝雕钮名家周尚均，在博古印面上刻八分体的“尚均”，因独具特色被誉为“尚均钮”。还有魏汝奋、杨玉璇等名家均有在自己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历史在发展，艺术在前进。因为“款识”艺术源于书画，而且需要比较精深的文化内涵，所以初期的寿山石雕款识很多是由雕刻师和篆刻家共同完成的。当今，随着整个寿山石雕界的艺术文化内涵的提高，“款识”艺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石雕艺术家应用和发挥，而且取得一定的成效。

    虽然寿山石雕的“款识”艺术源于书画，但他们又各有特点。书画以笔墨纸为载体；石雕则以刻刀作工具，在变化万千的作品外形制约下，寻求表现空间，而且还要考虑到雕刻之后的因素，选什么字体，章法的安排，字体的大小，空间位置的选择，整体与留白的关系，印章雕刻的高低等等。总而言之，“款识”艺术虽然不是寿山石雕艺术的主体，但是它能够丰富并提升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收藏价值。

    纵观这些年寿山石雕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兴盛时期，它也开始走上多元化的艺术发展道路。这就要求雕刻家要掌握更多的其他艺术门类的知识，加强绘画、书法、篆刻、色彩学、美学、历史文化、艺术理论的修养等等。款识艺术的借鉴和移植，是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遗产，也是丰富和发展寿山石雕文化的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2]

 

    由于寿山石“温润光泽，易于奏刀”的特性，很早就被用于作雕刻的材料。1965年，福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区北郊五凤山的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两只寿山石猪俑，这说明，寿山石至少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便已被作为雕刻的材料。

    元代篆刻家以叶蜡石作印材，使寿山石名冠“印石三宝”之首，登上文化大雅之堂。加上明、清帝王将相的百般青睐，从而形成寿山石雕刻艺术从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一脉独特的民间工艺文化史，寿山石雕也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喜爱的文化艺术珍品。

    新老艺人们一起创作、研究，互相取长补短，大大地拓宽了创作的路子及思想的境界。揉诸派于一堂，结合薄意、镂雕、透雕、链雕等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美术的长处，扩大了题材内容的领域，技艺与素养都大有长进，形成一种技艺上的知识回环。政府选送艺人到美术院校深造，艺人们在美院中接受艺术熏陶，艺术境界得到提升。数十年来，每日刻苦练就的“基本功”，和许多零碎的“经验”与靠长期的实践得来的潜在的艺术观有了理论高度的涵盖，使寿山石雕艺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寿山石“实践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